劉志彪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四個現代化”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振興實體經濟”，從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專章部署“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到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國產業發展政策的邏輯越來越清晰。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地緣政治沖突頻繁，全球產業鏈加速重組，傳統的“兩頭在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遭遇部分西方國家“卡脖子”與“產業鏈脫鉤”雙重沖擊。經歷“規模趕超—結構糾偏—系統安全—高效韌性”的四次躍遷，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必須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

顯著特征

　　自主性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安全底線的根本保障。自主性強調對外部技術、市場、資源低依賴，關鍵時刻可內部自我循環。中國經濟擁有14億人口、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規模市場，為技術迭代和產業更新提供了最低有效需求閾值。即使遭遇外部不友好、不安全的環境擾動，也能獨立自主安全高效地運行。提升產業發展自主性，要求把關鍵核心技術、產品、工藝、設備、基礎材料、工業軟件、底層標準等自主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非依賴性發展態勢，并在外部“斷供”時能夠推出可置信的反制。

　　支柱性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結構均衡的內在機制。理論上，先進制造業既為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提供技術、工業產品和設備，也是整個體系的效率、效益的根本來源�，F代化產業體系就如一棵大樹：現代農業是樹根，扎根于土地并從中吸收大樹所需要的足夠養分。先進制造業是樹干，支撐整個大樹的體系運轉和平衡�，F代服務業是繁茂的枝葉，專職于大樹的光合作用，滿足人類精神需求，為整個體系提供就業和消費等服務。

　　開放性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獲取效率的持久引擎。開放性強調持續吸收全球商品、服務、資本、人員、數據等能量，避免陷入系統性內卷與熵增。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以國內需求吸引全球先進要素，進而構建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其政策抓手就是制度型開放，即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國際先進體系對接，以高水平開放應對所謂“去中國化”聯盟。

　　協調性是現代化產業體系融合發展和韌性的具體體現。協調性表現為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四鏈”耦合與融合發展，同時表現為傳統制造業與先進制造業、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一二三次產業、區域集群之間時空匹配和適配。協調性既是高質量發展的衡量標準，也是產業政策可以進行干預的焦點。通過“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可以實現從要素驅動向內生增長的革命性躍升。

主要內容

　　到2035年，中國要基本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具體內容包括：制造業占比保持25%—27%的合理比重，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15%；高技術制造業利潤率適當高于全行業平均水平，從而徹底扭轉“脫實向虛”現象；單位GDP能耗較2020年下降30%，實現綠色化轉型；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環節國產化率超過60%，關鍵零部件自給率突破90%。

　　一要以要素協同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通過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以高標準市場體系配置技術、資本、人才、數據。核心任務是在公平競爭規則下鼓勵要素自由流動，破除行政分割與所有制歧視，建立全國統一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數據市場、碳市場等，讓廣義的價格信號能充分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使其流入到邊際效率最高的產業和企業，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支持中國式現代化所需要的經濟增長速度。

　　二要以推動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這是一條突出“技術進步、結構變動”的產業政策路徑，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效。其基本特征是運用產業結構政策，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以新技術創造和升級傳統產業，尤其強調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創新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速度。

　　三要以推動市場競爭、產業組織優化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這是一條以競爭政策為中心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政策路徑與策略，注重強化結構演化的內生動力機制和社會效益。它是崇尚市場競爭的先行工業化國家建設、維護與鞏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政策主線。運用到中國實踐中，就是利用競爭政策構造產業內壟斷競爭格局，打造鏈主+眾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配套的雁陣發展格局。橫向放開準入，縱向強化協作，通過競爭政策促成若干千億級航母企業+大批隱形冠軍共生系統，為上游專精特新企業提供場景、訂單和試錯機會。

　　四要以把握產業演化的接續性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這強調的是形成“支柱產業—主導產業—未來產業”的接力賽�，F階段，支柱產業（機械、電子、石化）通過數字化、綠色化延長生命周期，主導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以市場化投融資加速擴張，未來產業（量子信息、腦機接口、商業航天）以前沿基礎研究孕育突破，實現“研發一代、試制一代、量產一代”的滾動迭代與更新。

政策建議

　　第一，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建立多元資本體系。

　　在科學創新領域，可加大政府與公益基金的支持力度，建立國家實驗室、高校、非營利機構共同體，實行預算包干、按結果而非過程考核、失敗免責的有助于創新的制度體系。

　　在技術創新領域，應以企業為主體，完善“科創板—北交所—主板”遞進式資本市場，鼓勵長期資金（養老金、保險、企業年金）按公允價格配置風投與并購基金，形成“天使—VC—PE—并購”接力。

　　在工程化環節，建議設立“國家產業引導基金+地方配套+產業鏈鏈主”的聯合體，分散中試、首臺套、首批次風險。

　　第二，重塑現代產業組織，推廣“鏈長制與群主制”。

　　中央和省級層面建立“鏈長制”，由行業主管部門牽頭，統籌規劃、標準、攻關、采購、出口、投資審查；在特大、大型企業層面推廣“群主制”，一些龍頭企業擔任“群主”，吸納中小企業進入供應鏈白名單，共享實驗室、數據中臺、倉儲物流，實現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第三，提高實體經濟收益率，吸引人才回流。

　　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降低工業用地、用能、物流、融資四項成本；擴大制造業增值稅留抵退稅范圍，允許先進技術企業按較高的比例加計扣除研發費用；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建立產業工人按技能等級與薪酬掛鉤的制度，讓技術工人享受與先進制造業競爭力相適配的收入待遇，重塑藍領社會聲望。

　　同時，構建頂尖人才培養與流動機制。可在“雙一流”高校設立特殊頂尖人才培養直通渠道，允許免試、跨學科、彈性學制，并對關鍵核心領域外籍人才給予永久居留、稅收優惠、科研經費自由支配權。完善知識產權收益分配，職務科技成果完成人可享受高比例的轉化收益，以財富效應激發原創動力。

　　第四，實施獨立的自我開放戰略，瓦解部分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

　　主動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電信、醫療、數據跨境流動試點；對限制高技術進口的實體實施反向制裁，以超大規模市場+制度型開放組合吸引全球資本和技術繼續在華深耕，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

　　總之，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本質上是大國規模+市場機制+開放創新的系統集成。以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為指引，產業政策必須摒棄人為選擇優先部門、補貼產能增長等傳統范式，轉向支持制度基礎設施、形成產業組織生態與時間接續性動態管理的新范式。只要堅持以高水平自立自強為目標、以高標準要素市場為杠桿、以資本市場為樞紐、以頂尖人才為核心，就能“在發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謀發展”，以產業升級與國家安全雙重紅利，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堅實根基。

　　（作者為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