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中國的“近代性”從文化領域開始，不無道理。中國的近代化不是內生的，而是通過外來因素引入而催生的。在很長時間里，人們對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有過爭論，一些人認為，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本身也有可能發展出近代資本主義。

　　不過，中國并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至少沒有比西方更早發展出資本主義。“近代性”從文化領域開始更不難理解，因為如果文化觀念不變，什么變化都不可能，不僅內生變化不可能，也不會接受外來的變化。

　　文化變化的本質就是“思想解放”，是民族、國家和個人確立世界觀的過程，近代以來，中國人確立世界觀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傳統中國形成的“我即世界”觀念根深蒂固，只有在和西方打交道過程中屢屢失敗之后，少數精英才開始意識到，除了中國之外還有更強者。但即使是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也很難讓統治者接受，更不用說與政治無關的大眾了。

　　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講了一些西方的基本事實，但不僅不被接受，反而成為被流放邊疆的一個重要理由。魏源在《四洲志》基礎之上編成了《海國圖志》，卻沒有在中國流傳開來，而到了鄰居日本則成為至寶，兩年之內就出版21版。

　　接受基本事實痛苦，而引進西方技術更顯得痛苦。1868年西方出現電報，也有精英試圖引入，但官方到了1880年才接受，這種接受也非真心誠意，而是朝廷高官“運作”的產物。其實，蒸汽機、鐵路等技術都是如此。英國工業革命之后，幾乎所有國家紛紛仿效英國，爭取向英國學點什么，趕上英國。人們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國家像晚清那樣，如此抵制技術革命。

　　當晚清官方意識形態（或者今天所說的“認同政治”）達到了不能正視和接受基本事實時，其失敗的命運也就不可避免了。只有在被西方徹底打敗之后，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人們才開始向西方學習，但這時已經經歷數代人的鮮血和努力。五四新文化運動把西方文化概括為“民主”與“科學”的確精辟，因為這兩大要素構成了西方近代以來的成功。

　　先“民主”亦先“科學”

　　西方歷史進程是先“科學”后“民主”，或者說先文藝復興后政治啟蒙，但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精英把“民主”置于“科學”之前。今天看來，這種置換也很有道理。“民主”便是啟蒙，把人們從愚昧狀態解放出來；如果人們仍然處于愚昧的階段，如何能夠接受科學呢？

　　今天，盡管中國式的民主之路還在尋找，但科學早獲接受。中國共產黨所秉持的意識形態便是“科學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科學社會主義已經演變為一種信仰，甚至被一些人視為走向了極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然而，在中國這么藐視科學的文化里，這種“極端性”里面也隱含著非常的理性。一旦放松警惕，大眾文化中的愚昧部分就輕易沉滓泛起，很快蔓延開來。

　　今天就是這種情形。中國社會的一些方面，似乎又回到了近代之前的文化氛圍。

　　前不久，騰訊旗下的微信依據有關規則，對刊發不實信息類內容、煽動、夸大、誤導類內容的公眾號進行永久性封禁處理，包括“至道學宮”等八個系列相關賬號。微信方面表示，冠病疫情期間，平臺刪除涉嫌夸大誤導系列文章約9000篇、刪除謠言類文章6915篇、公眾號限制能力及封號2萬個。

　　騰訊方面稱，“至道學宮”公眾號曾經發布多篇編造整合虛假信息、煽動公眾情緒、誤導性強的謠言文章，包含說美國把尸體做成漢堡等謠言。“至道學宮”微信公眾號注冊于2015年4月9日，預估活躍粉絲超過100萬。

　　“至道學宮”也有獨立網站。該網站曾經發布多篇網文，內容極其夸張。如其公號發布一篇名為《瀕死：美國沉沒》的文章中，稱美國將尸體做成凍肉，做成人肉漢堡、人肉熱狗。在《學英語會讓人變傻》網文中稱，漢語是全球語言之母，英語是一種低級語言，是漢語的第四代劣化產物。

　　對“至道學宮”等公號的被禁，很多人自然拍手稱快。不過，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仍然有多少類似“至道學宮”的公號存在著呢？每天又有多少這樣的公號產生呢？有多少比“至道學宮”包裝得更巧妙、更高級的媒體在光明正大地運作呢？

　　到了21世紀的今天，為什么還會產生這種情況呢？

　　這還是要回到“民主”與“科學”的主題上。今天，人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讓自己趨于“理性”的物質條件。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大眾從來就沒有接受過文化啟蒙，物質條件的出現走向了反面。盡管物質條件是理性的產物，但人們通過使用所出現的物質條件，再次走向了愚昧。

　　可以從如下幾個互為關聯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劣質文化淘汰精英文化

　　首先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崛起，導致了精英文化淘汰現象。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國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會，迄今也純屬烏托邦。作為一個共同體，社會是否理性，關鍵在于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臺面，主導社會。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產生之前，愚昧因素沒有工具把自己呈現出來，更無法成為社會的主流。報紙、廣播和電視等“大眾傳媒”實際上是精英傳媒，是精英通過這些“傳媒”把自己的觀點傳播給大眾。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把此徹底地倒過來了，現實是大眾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把他們的觀點傳播給精英。

　　在進入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時代以來，人們所希望的文化復興沒有見到，卻目睹了文化持續且快速的墮落，而且墮落得毫無底線。這些年來，從前被視為劣質文化的東西，儼然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登上文化舞臺。如果以讀者量或流量來衡量，這些劣質文化有成為“主流”文化的趨勢。

　　劣質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過程，也是情緒淘汰理性的過程。這些年來，劣質文化淘汰精英文化的速度令人驚嘆。今天的傳播管道不是傳統所能比擬的。傳統依靠筆墨紙硯，現在是電腦和社交媒體。

　　傳統是精英制度，現在是精英淘汰制度。唐詩宋詞不能說不是文人精英的精品，解放之前的魯迅先生也不能說不是精英。但現在很難再出現這樣的精英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可以非常有效地把這些精英扼殺在萌芽之中。魯迅先生寫的文章有幾個人看？看的人非常有限，因為當時的識字率不高，傳播渠道有限，看他文章的人要不是他的粉絲就是他的敵人，但無論是粉絲還是敵人，教育程度都很高，還是文明的。

　　但現在出不了魯迅了，因為舉報而死。如果有了出格敏感的話，就會即刻遭舉報、遭刪帖、遭約談；若不聽，則全網封殺。更為重要的是，舉報者往往是那些沒識幾個字、沒讀過幾本書的人，盡管沒有人想冒犯他們，可他們一不開心就可以舉報，隨心所欲。

　　庸俗而死。與之相關的，如果要有效傳播，就要向社交媒體投降，迎合大眾的口味，下行。不庸俗、不下流沒有出路。

　　其次，“政治上正確”走過了頭。“政治上正確”始終存在，并且具有普世性和不可避免性。“政治上正確”指的是，個人作為群體的一分子，不是處于完全隨心所欲的自由狀態，而是具有言行的準則和邊界。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隨著認同政治的深化，“政治上正確”所涵蓋的范疇也越來越廣。

　　就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都是群體認同最為重要的部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基礎。因此，越來越多國家圍繞著“民族”和“國家”，具有了越來越多的“政治上正確”觀念。

　　因為認同政治是通過“我”和“他者”之間的關系而塑造，一旦走過頭，就很容易造成把自己道德化而把他者妖魔化的兩極化現象。深受狹隘民族主義的影響，很多人張口閉口“國家利益”和“愛國”，而把不同意見統統視為“不愛國”甚至“賣國”。與此同時，盡管人們并不喜歡他國來妖魔化自己國家，但并不乏巨大的動機去妖魔化他國。

　　一些人驚嘆，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想象、假消息、分析報道，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已經變得如此盛行。對這些“媒體人”來說，說什么、發表什么已經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敢不敢的問題。反智、反外國、反人類，只要能夠產生流量，一切皆是可以的。凡是西方支持的就反對；凡是西方反對的就支持。

　　超越界限就是非理性

　　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一旦超越邊界，就會演變成為非理性。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本意就是要把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往往導致國家利益的最小化。在全球化時代，越來越多的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一部分，國家利益須要放在國際環境中來實現。

　　如果過分強調自己的利益認同，就會影響其他國家的利益認同。認同政治把“自己”和“他者”區隔開來，但在實際利益層面，“自己”和“他者”是相關的。所以，今天的認同政治也趨向于導致國家間的沖突。

　　再次，商業民族主義的崛起。經濟學家熊皮特（Joseph Schumpeter）曾經相信，民族主義和商業社會不可共存。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古老民族情緒的剩余，表現為非理性；而商業代表著理性和計算，所以民族主義情緒會隨著商業社會的崛起而退出歷史舞臺。現實證明他錯了。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商業社會的崛起不僅沒能消減民族主義，反而促成民族主義的崛起。

　　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不同，商業民族主義認同的并不是“民族利益”或“國家利益”，而是自己的經濟利益。一些公司在推動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并不局限于非理性民族主義的傳播方面，前面所論及的愚昧文化，更是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盛行起來。一旦情緒和商業結合，就很容易導致非理性文化的泛濫。

　　在這種總體情況下，中國文化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基本布局：在鄉村，文化真空，各種異端邪說橫行，其中不乏“邪教”；在三、四線城市，中下層知識分子信奉的是非理性的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而高端精英集聚的大城市，一些選擇沉默，一些選擇極端化，更多的文化人迅速下行，要么加入“至道學宮”那樣的隊伍，要么迎合大眾口味。盡管人們相信中國在接近世界舞臺中心，但人們的世界觀里面越來越沒有世界。

　　這并非人們所希望的一個趨勢。如果文化墮落現象繼續下去，文化的衰敗也不可避免。文化衰敗了，國家也就會失去進步的動力。

　　如何改變和逆轉目前的局面？進步出自理性和科學。執政黨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扮演最主要的角色。中國共產黨早就確立了“三個代表”觀，即共產黨代表的是最先進的社會生產力、最先進的文化和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就是說，共產黨仍然是一個使命性政黨，是一個要繼續改造社會和取得進步的政黨。

　　在“政治認同”時代，民意變得重要起來。但是，作為一個具有歷史使命的執政黨，不僅不能以“流量”（讀者的多少）來定義和衡量民意，更不能簡單地屈服于這樣的民意。一個使命性政黨仍然要保持落后與進步、野蠻和文明的觀念。正如近代以來的歷史所顯示的，文化的現代性只能通過文化的開放來實現。如何在全球化、開放、商業的條件下塑造一種理性、進步和文明的民族文化，無疑是對執政黨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