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利權

　　陽明心學匯通儒、釋、道三教，其影響遍及東亞文明，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貢獻于人類的最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之一。作為陽明故里，寧波既是陽明心學萌發地，又是陽明心學影響東亞文明的輸出地，其地域文化與陽明心學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和互動。

　　一、陽明心學是寧波學術文化的第一座高峰

　　寧波學術文化由唐代虞世南開其端，他以史學經世，著有《帝王略論》。北宋時寧波學術文化初步發展。人稱“慶歷五先生”的楊適、杜醇、王致、王說、樓郁，講學于宋仁宗慶歷年間，把胡瑗的思想傳入寧波。全祖望就指出：“吾邑自慶歷五先生首辟學統。”南宋時期寧波學術文化得到長足發展，陸九淵的心學由被稱為“甬上四先生”的舒璘、沈煥、袁燮、楊簡鼎力提倡發揚，而獨盛于寧波。其中，楊簡在心學上所取得的成就最為矚目。此外，還出現了黃震、王應麟等著名學者。

　　明代中葉，王陽明承繼孟子思想，發展了象山心學、慈湖心學和白沙心學，集宋明心學和儒釋道之大成，建立了更為精致完備的心學體系——陽明心學，使寧波登上了前所未有的學術中心的位置。當時，余姚有王陽明的第一個弟子徐愛、王陽明兩個高足之一的錢德洪以及孫應奎、管州、徐珊、徐天澤等一大批及門弟子，鄞縣有王陽明的弟子王應鵬、汪玉以及私淑弟子萬表，慈溪有私淑弟子顏鯨等。王陽明晚年也講學于余姚龍泉山的中天閣。誠如余秋雨所指出的，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姚江學者“在思維的強度和深度上都處于整個中國文化制高點的地位上”。

　　二、陽明心學對寧波學術文化邁向第二座高峰的引導作用

　　明末清初，陽明心學在以沈國模、邵廷采為代表的姚江書院派中繼續得到傳承，而更為重要的方面是經由黃宗羲，由他開啟、推動了寧波學術文化邁向又一座高峰。

　　黃宗羲以劉宗周為師，屬于陽明心學的修正派。他吸取了王陽明、劉宗周哲學的思想精髓，以“工夫所至，即是本體”之說，對心學的本體工夫論作了系統的理論上的思考，把傳統的“工夫”范疇上升為“本體”范疇，為寧波學術文化由心學走向更顯“經世致用”特色的史學，作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他長期在寧波、余姚等地講學，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開創、培植了一個以他為首包括萬斯同、萬斯大、全祖望等一流學者的浙東學派。這個學派的特色是經史并重，強調經世應務，而與一味鉆研故紙堆的乾嘉考據學派大不相同。黃宗羲由修正陽明心學而開創的浙東學派，成為寧波學術文化的又一座高峰。

　　三、陽明心學思想與寧波幫精神的內在契合

　　陽明心學內容豐富、內涵深刻，但基本的是三個方面：一是主體自覺——人生向上提升的內在動力。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心即理”，以良知為心之本體，把“心”的承載主體——“人”的地位提升到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人的個體性、主體性、道德性和個體具有的能動性、自覺性和自由性。二是以“致良知”作為人生向上提升的根本方法。“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三是以“知行合一”作為人生向上提升的具體實修工夫。陽明心學思想雖有走向空虛流蕩之弊，但它仍為實學。王陽明強調“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張“知行并進”和“事上磨煉”，在強調道德行為自覺性的同時，也注重道德意識的實踐性，“為學重在實踐，不實踐不足為學”，“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實質在于提倡力行。故章學誠曾說“陽明得之為事功”。無論是主體自覺、致內在良知的根本方法，還是“知行合一”的實修工夫，都是在倡導自主進取、務實誠信的文化價值取向。

　　寧波幫在清代乾嘉時期形成，近代以來日趨活躍，在眾多的商幫中脫穎而出，與粵商、徽商、晉商一起同為中國四大商幫，并且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商幫。孫中山先生100年前就指出：“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影響與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寧波幫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寧波幫精神，即朝氣蓬勃、欣欣向上的商業精神，腳踏實地、刻苦勤奮的敬業精神，審時度勢、奮力開拓的創新精神，錙銖必較、講究實效的務實精神，講信用、重信譽、守規則的誠信精神。正是憑借這些精神，寧波人由寧波走向上海、香港和世界各地，涌現出包玉剛、邵逸夫、王寬誠、曹光彪和李達三等一批寧波幫代表人物。寧波幫精神，究其實質，就是與陽明心學思想內在契合的自主進取、務實誠信的文化價值取向。這種內在契合表明，陽明心學對后起的寧波幫具有精神先導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陽明心學還為寧波幫的發展提供了獨特的精神支撐。王陽明從他的心學立場出發，提出士農工商“四民異業而同道”。黃宗羲對此進行了創造性轉化，提出了更為響亮的“工商皆本”論，這為寧波人自由地從事工商業，打開了精神上的枷鎖。